莆仙戏《魂断鳌头》评析

新编古代剧《魂断鳌头》由著名剧作家郑怀兴于1982年创作完成，在剧作家的创作历程中看，属于其第一阶段的作品。第一阶段以《新亭泪》《晋宫寒月》等作品为代表，主要侧重对历史的反思，并写出了动荡环境中人物的责任感。《魂断鳌头》创作于《新亭泪》(1981年)之后，《晋宫寒月》(1983年)之前，情节编织通俗易懂却不乏史识，虽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古代爱情故事，却突破了传统戏曲“才子佳人”的故事模式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制度、社会与人性，散发着一股历史的况味，充满着一种悲悯的情怀。同年，该剧由仙游县鲤声剧团首演，正值该团兴盛之际，演员阵容中不仅有许秀莺、周如典等一代莆仙戏名角，并且由崭露头角的王少媛——后来成为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获得者——担任陈玉娥角色的B角。该剧虽未获过国家级大奖，但演出之后，社会各界反响强烈。时隔三十三年，鲤声剧团重演此剧，拂去岁月尘埃，经典重焕光彩，再次引来多方关注。

该剧一共八场，剧情环环相扣，讲述了一个“有情人难成眷属”的爱情悲剧。仓部令史陈国仁之女陈玉娥，与江南才子王长卿乃姑表之亲，青梅竹马，她本期待表兄高中状元之后，请旨完婚。但春闱未放榜，名次已内定，王长卿若是功名无望，王家必定一蹶不振——王母为凑儿子赴考盘缠，将女儿典当富家为婢;并且她卧病在床，盼儿荣归，若失所望，恐会一命归天。因此，陈玉娥不得不听从父亲与表叔刘好问的安排，同意嫁与主考官——礼部侍郎沈知章，以换取表兄功名，她满腹隐衷却无法向母亲与表兄剖明，甘愿背负贪恋富贵、无情无义之骂名。出嫁之际，正是放榜之时，陈玉娥听闻王长卿高中状元，百感交集，狂笑不已，吐血数升。王长卿从刘好问那里惊悉内情，赶赴陈府，他愿抛弃乌纱帽，与表妹共下阴司结同心。奄奄一息的陈玉娥急欲将乌纱帽拿回给王长卿，体力不支，跌倒在地……一缕香魂随风逝，留下人间无数憾!

该剧包含着人物间的多重冲突，这些冲突为戏剧增添了色彩，在不同程度上驱动着叙事。陈玉娥是冲突的中心。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设下圈套、推向了两难处境，她将如何选择?从第一场“密谋嫁女”起，观众的好奇心就被紧紧勾住。第二场“雁塔相会”，陈玉娥与表兄之间的爱恋表露无遗，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物的行为依据：无论她如何选择，必定以表兄为重。第三场“打探消息”，陈玉娥从表叔处证实传言，痛苦至极，无奈中做出选择。她的苦衷无处诉说，导致母亲与表兄误会。面对他们的指责，她只有深深自责。陈玉娥能否得到想要的结果?她该如何面对母亲与表兄，解释或不解释?王长卿会不会知道真相?从何得知?当他得知真相后，他将如何反应?局面将如何演变?事情变得越发复杂，观众的好奇心越发强烈。因此，“真正好的悬念，不是编剧在情节设置时所刻意安排的疑问，而是对剧本中人物命运的密切注视和关怀。”剧作家利用了观众的好奇与同情，“心慈手狠”，一方面确定、经营同情人物，另一方面不断地让人物陷入绝境，内心遭受反复的煎熬。特别是第八场，这是全剧的高潮也是结局，陈玉娥已经命在旦夕，还要折磨她，迫她上轿，委屈她，让她临死不能向表兄诉隐情……观众与剧中人一样，明知此去生死两茫茫，无限同情却无能为力。

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悲剧。刘好问之所以愿意当月老，除了沈知章早就委托提亲之外，还因为他同情王家;陈国仁之所以同意嫁女，除了期望晚年有靠之外，也是希望能解王家之困危;陈玉娥之所以悔约允亲，除了刘好问告诉她的，“侍郎说过，若允此亲，长卿自然高中”，“王陈两家，门衰祚薄，欲显门楣，赖你一身。你若拗性，则是不孝、不义、不仁，成为天地间大罪人”，更是因为，王长卿抨击贡院，触怒朝廷，有司准备拘拿问罪。基于种种的考虑，她只能为救表兄殉其身。这三个主要人物均面临两难的选择，尤其是陈玉娥。但在刘好问与陈国仁看来，爱情与功名，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——爱情在他们眼中，是年轻时的一场梦，无足挂齿，功名所带来的荣耀，才是他们看重的。而对于陈玉娥来说，则是关于生与死的抉择。然而，可悲的是，即使陈玉娥嫁与沈知章，也不能百分百确保王长卿能高中。但若是陈玉娥与沈知章成亲，这层亲戚关系一旦为人所知，王长卿的状元之位，岂不会受人非议?临死之际，陈玉娥的一句旁唱道尽了她的心声，“莫怨奴死犹从沈家子，当知奴生则毁状元名”。看来，陈玉娥不得不死，只有死，才能封住世人的嘴;只有死，才能让她牺牲爱情之举增添悲壮的色彩。因此，悲剧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。当我们见证一个人物为了保住他的尊严而被迫放弃他的梦想、生活时，我们内心的悲剧性感情被激发了。人物的确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。表面上，陈玉娥选择了功名放弃了爱情，但这一选择有悖于她的内心，因此心有不甘，出嫁之际的连声大笑，是欣慰，更是悲愤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推测，陈玉娥宁愿死去：失去爱情的滋润后，与其同一个不爱的人行尸走肉般继续活着，不如这样留一个凄美的身影死去，唯有死，才能让她自己真正地解脱。这样的悲剧，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对爱情忠贞不贰的歌颂，而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制度、社会和人性。

科举制度的设置初衷，本是为了有效地选拔人才。但世上没有完善的制度，漏洞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，到了晚唐后期，科举成为腐败的温床，其背后，是人心的腐败。这是悲剧的根源。刘好问、陈国仁与陈玉娥，这三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合乎情理，出发点都是为了争取王长卿应得的功名，只是没有料到“好心办坏事”。凭借王长卿的才华，若凭文取士，此科状元，十拿九稳，但官场腐败，裙带之风猖狂，有权有势有钱者可随意指定名次，寒门之子跃龙门，已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。故此，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并顾及王长卿的尊严才有所隐瞒。甚至连沈知章，虽贵为主考官，也是身不由己，无法按照正常程序选拔人才。他的妻子早逝，续弦在情理之中，对于王长卿与陈玉娥之恋情，事先不知情，洞房变灵堂，实非他所愿——朝廷赐封，作为臣子，只能听命。剧中传统意义上的坏人，是那三个按现代说法为官二代或富二代的花花公子，是那个老奸巨猾的李定国——位于权势金字塔之顶的寥寥数人之一的丞相。若不是因为议榜外泄，惹起士子喧哗，抨击贡院作弊，纷纷向李定国上书，他担心朝廷追究，才决计取一两名寒士，“塞天下之口，收士子之心”。否则，李定国岂能同意将功名授予王长卿，沈知章岂能顺水推舟推荐王长卿?不将人物脸谱化，而是予以设身处地设想、构思，也这是郑怀兴塑造人物形象一以贯之的手法。

这样的悲剧，喻示着一个无解的人生困境。假设陈玉娥选择了爱情，假设沈知章最终退出，假设陈国仁最终同意，她能与王长卿过上幸福的生活吗?这样的假设，对于一部既定的作品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基于作品所设定的故事背景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假设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因为陈玉娥没有选择的自主权。她看似选择了功名，但又以她的死否定了这一选择。“缙绅位极人臣，不由进士者，终不为美”，对于剧中人而言，参加科举追求功名无可厚非，这是类似王长卿的底层百姓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，寄寓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梦想。所有人都被卷入功名的漩涡，无法选择，无法躲避，并最终为社会制度所规训，这是时代的局限性，我们无法苛责剧中人的执迷不悟。

这样的人生无解困境，不单单局限于剧中人，不单单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代，它超越了时空，具有广泛的普适性，这也是为什么该剧能引发不同时代观众共鸣的缘由。剧作家一方面诱使观众被故事所吸引，被人物所打动，另一方面却又引导观众透过故事的外壳，进入更为深远的思考。人生充满着形形色色的选择，坚守信仰、气节、原则何其不易!在郑怀兴另一部作品《乾佑山天书》(1996年)中，我们看到了这一思考的延续。一向反对天书的寇准为了东山再起、重整朝纲而不得不上表贺天书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一旦放弃了是非的原则，就失去了正义的力量，于是一步步落入政敌的圈套而无法摆脱。剧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对人物进行简单的评判，而是对人物的境遇显示出了高度的关切，寄予深深的理解。类似的人生境遇、悲悯情怀，是许多中外经典剧目共同探讨的主题，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，比如莎士比亚的《麦克白》、尤金·奥尼尔的《榆树下的欲望》、田纳西·威廉斯的《欲望号街车》、阿瑟·米勒的《推销员之死》。可见，每一个时代，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困境，困境虽不同，但故事能共鸣，人性能相通。陈玉娥之死，犹如一个大大的问号，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：人生的种种选择面前，我们该何去何从?有多少人能逃脱功名的诱惑、束缚?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获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?剧中人为他们各自的选择付出了不同的代价，现实中的我们呢?我们通过陈玉娥的悲伤为自身悲伤。

《魂断鳌头》挖掘微妙的人心，直面复杂的人性，揭示人生的两难困境，以它为镜，不同的观众折射出不同的人生，读解出不同的意味。身为人，我们在虚拟的、他人的、自己的，各种的故事文本中找寻意义，幕落剧终，追问还在继续……当然，除了剧本之外，一出戏能否成功，还有赖于各种因素。期待鲤声剧团能够借助该剧的排演，凝聚人心，再创辉煌，让莆仙戏这个古老的剧种继续绽放光彩!

 

由鲤声剧团重排的《魂断鳌头》，将于近日参加福建省第26届戏剧会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