垃圾“货源”缺失 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厂关停3年

  • 北京青年报  
 

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厂一年可以处理5万吨的塑料瓶,但平均每年仅能收到1-2吨的“货源” 供图/盈创公司

 

5000多台回收机器收不到全市1%塑料瓶 摄影/本报记者 魏彤

在全市投放了5000多台回收机器,却收不到全市1%的塑料瓶。

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——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,一年可以处理约22亿只饮料瓶,但是自2013年后已“停工”三年多。

“缺货”、缺垃圾、缺塑料瓶成为这条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线常年被荒废的主要原因。

在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内,一个占地1.2万平米的大厂房里,聚集着上千台大小高低各不同的机器,如果把一个塑料瓶从第一台机器的大口子里丢进去,绕过上千台机器的运转,最后一台机器吐出来的将是上百颗切面精细、长得像大药片的再生聚酯颗粒,这些颗粒可以再次做成饮料瓶……这是目前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,一年可处理约22亿只的饮料瓶,相当于上万名工人日夜无休地同时干活。

但是,这间“亚洲最大的”厂房,从2013年后就已不再开工,被搁置了三年多。

作为这条亚洲最牛生产线的创造者——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常涛只能苦笑说,“虽然我们在这个行业没有对手,但是北京根本收不到充足的‘垃圾’货源”。

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厂

常年缺“垃圾货源”

据常涛介绍,他们的产能是一年可以处理5万吨的塑料瓶,但平均每年仅能收到1-2吨的“货源”。换个更直观的数来看,“亚洲最大”厂房上千台的机器一年可处理22亿只废旧饮料瓶,但实际最高时仅处理了8亿多只。

“缺货”、缺垃圾、缺塑料瓶……这被说成是亚洲最大塑料瓶处理线常年被荒废的最大原因,但这与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涨的数据非常矛盾。来自市发改委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,北京的垃圾量在上涨,前两年北京垃圾日均处理量是1.8万吨,今年却到了2.17万吨,整体增加了两成。

那么,垃圾都去了哪?盈创公司为何长期收不到充足的垃圾“货源”?

5000多台回收机器

收不到全市1%塑料瓶

上周五,在大兴区西红门的永辉超市里,一台新入驻的智能回收机器,引起路人驻足围观。在这台机器的触摸屏上轻点一下“回收”,机器右上角的挡板便会自动开启,只要拿一个空饮料瓶放进去,微信就会立即收到0.05元的返利……

这台机器,已是盈创公司在北京投放的第5034台回收机。从2012年底开始,盈创公司就开始在全市的学校、医院、超市、地铁、景区、公园等众多公共场合,布局他们的智能饮料瓶回收机。

虽然回收机的数量规模已是全市第一,但是回收数据却让人讶异,5000多台智能回收机一年收回的塑料瓶总量是4000万只。这个数字,与北京一年废弃约60亿只左右的塑料瓶相比,才不到1%。

至于全市剩余的99%塑料瓶流向何处,是其他回收企业,还是环卫部门,答案都不是。参与北京“垃圾事业”30多年、市人大代表王维平,在今年上两会时,带去了一份垃圾回收的议案,和这一问题的答案。用他的话来说,一群规模可观、且已具备垃圾回收专业化“素养”的拾荒者——被坊间称为“丐帮”群体,掌握着北京绝大多数的可回收垃圾资源。

2014年北京的调查数据显示,垃圾产生量700万吨,“丐帮”们捡来的可回收垃圾资源,同样是700万吨。

不敌“黑作坊”

最大处理厂一天亏损十几万

“丐帮”捡回的垃圾资源,最终的流向是聚到北京四环外的82个废品集散地,即丐帮的“营盘”,再分门别类地运往河北,塑料运到河北文安县,包装运到河北保定,金属运到河北灞州,鞋底胶皮运到河北定州,玻璃运到邯郸……与“丐帮”常年打交道的北京市人大代表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王维平,曾向北京青年报记者介绍,“丐帮”群体第一代人1978年就进京,经过30多年的发展,他们自发形成了一条专业的垃圾回收产业链。

而这一产业链,恰恰成为了盈创公司长期垃圾“货源”不足的最大原因。“我们根本竞争不过小黑作坊”,盈创公司总经理常涛介绍说,由于环保成本的差距,导致他们的塑料瓶收购价,与那些没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废品集散地相比,没有任何优势。

据介绍,对于塑料瓶的回收,回收企业需要先做预处理才可再次售卖。“塑料瓶要切片、清洗。清洗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碱,但碱是不能随便排放的,所以要进行污水处理,要过环评,需要正规用工,这些都需要成本”。

但是,与正规企业不同,丐帮“营盘”的环保成本几乎为零,“那个市场上几乎污水横流。我们拿生物碱清洗,他们拿工业强碱清洗,污水也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,再处理成本低得多,”常涛说他去过废品集散地,“无论是环保成本、还是正规用工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成本损耗,最终计算出塑料瓶的收购价,我们根本竞争不过这些小黑作坊。”

“比如白色瓶子,我们正常收的话是3500元/吨,但小黑作坊可能4500元/吨收;蓝色瓶子2800元/吨,小黑作坊可能3300元/吨收”。为了抢占“货源”,常涛说,他们有时不得不按与“黑作坊”一样的价格,从丐帮手里硬买货。

这种只能硬买的结果,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的严重亏损,“货源”也仍严重不足,亚洲单线产能最大的塑料瓶处理厂三年前就不得不关停,“这种机器系统就像炼钢厂一样,开了就得连续生产,不能停。每处理一吨,赔一吨。一天都十几万到二十几万地亏,烧得我们肉疼。”常涛苦笑说,“在德国,像和我们一样的这种再生瓶级聚酯切片工厂,如果是10万吨产能,一年可以带来1-2个亿的盈利。”

82个废品集散地解散

“亚洲最大”工厂明年或将重启

不过,盈创公司明年计划重启他们搁置三年的亚洲最大产能塑料瓶处理机。

由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务,对于低端业态和污染企业的清理,齐聚在四环外的丐帮“营盘”正在陆续关闭,82个废品回收集散地已经关停80个,河北的小塑料厂、造纸厂、小冶金厂也正在关停,“丐帮”行业面临破产,部分拾荒者正加速撤离北京。

对于像盈创公司这样的企业而言,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,“一来,我们不用再和小黑作坊抢价格了。二来,垃圾源头可能真的会到我们手里”。

但是,废品集散地被清理之后,垃圾源头真的会进入正规的回收处理企业吗?这是常涛最为疑虑的地方,“说实话,丐帮的解散符合北京政策,也应该是这样的方向。但目前,还没有一套政府机制来做垃圾前端的分类回收”。

今年7月份,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发布了《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,垃圾前端分类回收问题,再度引发争议。北京3000多个形同虚设的“垃圾分类示范小区”,也再次突显尴尬。

“如果垃圾能从老百姓手里就进行分类,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,这些可回收资源不会因为混合及运输被二次污染,但是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机制,是不可能做到的。”常涛认为,包装的押金制或可成为有效途径,“像德国,各类饮料瓶在销售环节要向消费者征收押金,退瓶后才能返现,这项制度使得大量的饮料包装得以安全回收,城市生活垃圾的体积因此减少40%至50%。”

对话

“废品回收事业已到了

战略转型时期”

对话人:北京市人大代表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王维平

北青报:像盈创公司这样的正规垃圾回收处理公司,收不到充足的垃圾货源,只能搁置亚洲最大的处理厂。您怎么看?

王维平:北京已经到了需要进行废品回收事业战略转型的时候了。1952年-1978年,是合作总社下属的国营废品回收公司,占主导地位,来处理全市的可回收垃圾资源。但是1983年以后,随着改革开放,垃圾可回收资源越来越多,大量外地农民进京捡垃圾,就是所谓的“丐帮”,这些人彻底完全击垮了国营回收公司。国营公司的废品回收量不到1%,99%都让丐帮捡走了。

国际上,也是在1983-1985年之前,欧洲、美国、日本,也有一帮像我们这样无序的、自发形成的、规模庞大的拾荒者队伍,这是一个利弊同存的无序蔓延。利可以减少垃圾,弊我们都知道,带来二次污染等问题。所以现在该做战略转型了,就像西方国家1985年开始发生的战略转型。

北青报:怎么进行所谓的“战略转型”?

王维平:不外乎就是两条。第一条是,让废品回收行业正规化。什么叫做正规化?就是说,要有营业执照、有办公地点、有人员编制。盈创公司就属于新兴的正规企业。

第二条是,我们要对正规企业在起步阶段进行一定的支持。什么样的支持呢?一方面是和街道捆绑进行,不让拾荒者捡走可回收资源。第二方面,对于低利用价值的可回收物实行一定的补贴。比如丐帮收一个塑料瓶一毛钱,智能机器如果能吐一毛五出来,那大家当然更倾向于回收机器。所以说,废品回收体系是到了战略转型的时候,我们需要再次用正规军击垮拾荒大军。

北青报:“丐帮”行业正面临破产,但政府也没有一套前端垃圾回收的机制。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,也还无法形成自主的垃圾分类行为。这方面应该怎么解决?

王维平:这还是正规军一个逐渐取代的过程,需要靠市场化手段来运作,不能采取完全行政的手法来操作这样的过程。但是政府可以对这些正规的民营或国有回收公司,实施一定的鼓励和支持,让他们来取代丐帮群体。

本版文/本报记者 林艳

图文推荐